能海法师

能海法师俗名龚缉熙,四川绵竹人。1886 年腊月 22 日生于绵竹汉旺场。父亲名常一,母亲张氏。他十多岁时,父亲送他到北门大街的钟姓绸缎铺当学徒。父母在他十四岁时去世,能海法师靠姐姐为生,尝尽了生活的艰辛。

能海法师俗名龚缉熙,四川绵竹人。1886 年腊月 22 日生于绵竹汉旺场。父亲名常一,母亲张氏。他十多岁时,父亲送他到北门大街的钟姓绸缎铺当学徒。父母在他十四岁时去世,能海法师靠姐姐为生,尝尽了生活的艰辛。
  
  庚子之乱后,清政府日益腐败,列强加紧瓜分中国。能海法师正值青春年少,血气方刚。于是弃学从戎,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。在学堂中法师刻苦攻读,成绩优异。毕业后被派赴康定任侦察大队长,不到一年,就升任营长。
  
  1909 年,能海法师派到云南讲武堂任教练官。当时朱德在该堂求学,解放后,能海法师在北京又见到了朱德总司令。
  
  1911 年武昌起义后,四川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。四川的政局非常动荡,政府也不断更迭。能海法师随着援川部队由云南回到四川,任第四镇管带 ( 营长 ) ,在成都驻防,后任团长兼川北清乡司令。
  
  1914 年,一个偶然的机会,能海法师在成都的提督街之义庙听佛源法师讲经,大为醉心,于是就拜在佛源法师名下为弟子,开始对佛法感兴趣,热心地研习。
  
  1915 年他东渡日本,考察那里的政治与实业,同时有感于日本的佛教非常盛行。于是在回国后,每到一处总是竭诚访求明师,研习佛法。他还曾经求教于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、佛学家张克诚先生,他不顾路途遥远,每天往返 40 里,不辞劳苦。
  
  1921 年以后,他辞去外务,在成都山城公园办“佛经流通处”。
  
  1924 年,能海法师当时 39 岁,毅然出家为僧,在成都文殊院剃度出家,取法名“能海”,剃度后即到新都宝光寺从贯一老和尚受具足戒,法师决心献身佛法,挽回世道人心,以期在人生根本问题上,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。
  
  法师师学佛后精勤博学,遍览汉地显教各宗经论,深究细学,犹感不足。曾阅藏经目录,知有密乘经典甚多,渐发学密之心。后经大勇法师介绍,西藏密法尤为殊胜,遂决意赴藏求法。后来到康定跑马山的喇嘛庙住了大约三年,潜心学习藏文藏语。
  
  1928 年——1940 年,能海法师两次历参艰辛,入藏求学密法,亲近依止被藏地人尊为西藏之月轮,白文殊法成就者、宗喀巴大师二十八代传人康萨仁波切。
  
  在藏学习约十年之久,康萨仁波切对能海法师戒行精进,尤为赞赏,把自己用的衣、钵和许多珍贵经典交给能海法师,康萨仁波切己认定能海法师是继承他法流的承传弟子了。
  
  1936 年,能海法师取道尼泊尔、印度,乘海轮回到祖国,他先在上海讲经,后来又到五台山广济寺闭关修习佛法。出关后不断从事译述,为弘法做准备,并在上海、太原多次讲经。
  
  “七七”事变以后,能海法师率领弟子 20 余人返回四川,成都文殊院的法光和尚请他住在南郊的近慈寺。该寺为文殊院的下院,年久失修。法师在这里住下以后,不但恢复了旧观,还先后建成威德殿、大师殿、藏经棒、沙弥堂、译经院、金刚院、方丈寮等建筑。就是在这里,能海法师开办了内地第一个密宗道场。使藏密佛法第一次在内地传播,且生根开花结果。能海法师为此培育了大批学密僧才,深得四众弟子称叹,被誉为自宗喀巴大师以后密宗第三法王。
  
  能海法师在住持近慈寺时,继承丛林制,吸黄教的寺庙家风,上殿念诵,用汉译藏文仪轨,中间加进诵汉文《大般若》、《华严》等大乘经典。沙弥堂培养青年,既学佛学,也学文化及藏语,并迎来五台山扎萨喇嘛教辩论。法师对于弟子的教育,是戒、定、慧三学并进,特严于戒学。近慈寺虽为密宗,但它的教规非常严格,所以称之为律宗亦不为过。他为寺里的僧众定下了严格的纪律。寺僧不赴经忏,但每日须诵经四座,寒暑无间,而且还严格限定女众进寺离寺的时间,上午必在 8 时以后,下午离寺必在 4 时以前。如逢法会,女众随众念诵听经,不得串寮。缝纫洗濯之事,比丘自己为之,不能让女众代替。女众住的地方,必须离寺 5 里以外,而且寺僧没有事情不去俗人家,有事必须去也得两人以上同行;没有必要的话不得进入门内,只能在门外站着说话,不是有公务在身,不得随便进入街市。能海法师曾经说过:“人不会做事,必不会修行,如何能成佛?”以此可以看出,他从最简单的做人道理入手深入到佛法的真谛。平常僧衣法服,供品糕饼,都是寺里的僧人自制。耕种园艺,植树造林,都是僧众在诵经之余,人各专其事而完成的。近慈寺特设学事堂,入寺必先学事。
  
  法师显密双弘,不存门户之见,法师为力挽盲修瞎炼的流弊,极力提倡讲学,为力挽徒尚玄谈之流弊,法师主张僧众之学,必依丛林,才能付之于实践。修必依学,不可盲人瞎马;学必有修,不能说食数宝。法师对于密学,认为是与显教相表里,相辅翼,亦是独辟蹊径,于佛教由显教大乘而入密,由密而上溯根本乘原始佛教。法师在教弟子学法之时,也是由浅入深,执简驭繁,且循序渐进,条理井然。
  
  法师对于拯救名山大寺文物,终生奔走,不遗余力。彭县龙兴塔,建于梁代,后遭毁坏,法师发起修复,在彭县开窑烧砖,仿印度菩提道场塔形,先建模型塔,高一丈余。峨山砖殿在火中焚毁,法师命令弟子普超筹划修复。1949 年夏天,法师又率领弟子到峨山慈圣庵安居,为普贤铜像装藏;又于慈圣庵足卢佛脱沙像,拟建为专修毗卢仪轨道场。法师先后在成都近慈寺、重庆真武山、绵竹云雾寺、峨眉慈圣庵、五台山清凉桥及上海金刚道扬,共开建道场六处,译述及讲稿共 70 余种。
  
  1966 年“文革”开始,法师也未能幸免,移居到广济茅蓬,参加集体劳动。法师由于平时对于佛法的修习,相信善恶有报,故横逆到来之时,能不失常度。这年的 12 月 31 日,法师象平时一样和众人一起学习。半夜起来登厕,遇到僧人成宗,法师让他第二日代为请假。次日早晨,邻单原宝光寺方丈妙轮喊师傅起来进早餐,不见应声。看到法师面向西躺着,已圆寂了。法师世寿 81,僧龄 43,遗骨塔于善财洞旁边宝塔山麓,来往的行人还能经常望见。

智慧学佛

本文来自网络,不代表智慧学佛网立场,转载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zhxuefo.com/6112.html

作者: zhxuefo

发表回复

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。 必填项已用 * 标注

返回顶部